左亚文：中国精神生成发展的三重逻辑

       中国精神是根植于悠久深厚的中华文明之中的本体精神，其本质是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它集中表征了中华民族的精神特质和独有风貌。作为中华文明活的灵魂，中国精神支配和引领着中华民族的生存和发展。然而，一个民族的精神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一方面其扎根于这个民族的文化和文明之中，另一方面又遵循自身的“矛盾律”在蜿蜒曲折的精神之路上艰难地向前行进。考察中国精神的历史生成及进化发展逻辑，阐明其传承弘扬之道，是深化中国精神研讨的重要课题，因而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纵观中华文明史，作为中华文化之精髓的中国精神大致经历了先秦之前的奠基期、秦之后的进化期和近代的觉醒期三个大的时期。

       中华文明自夏代开国，经夏、商、周三朝，至秦建制，历时1800余年，为中国精神的奠基期。具体而言，这一时期又可划分两个阶段，夏、商、西周为中华文明的萌发阶段，东周即春秋战国为奠基的确立阶段。在前一阶段，由于文字的创制和流行，文化教育开始在上层统治阶级当中受到重视并形成制度。夏代统治者建有教育其子弟的国学机构“上庠”，商代称之为“瞽宗”，西周称之为“辟雍”。除国学之外，地方上也有学校，“乡里有教，夏曰校，殷曰庠，周曰序。”（《汉书·儒林传序》）至西周，文化教育在整个社会得到推广，尽管其仍局限在贵族统治阶层。

      文化的兴盛始于这一时期的春秋战国阶段。彼时，因孔子创办私学，打破了官方垄断，致教育普及民间，加之各诸侯君主喜恶不同、持说不一，亦因连绵不断的兼并战争和各国之间的角逐竞争，使掌握了文化知识的士族阶层从此有了大显身手的用武之地。于是，百家争鸣蜂起，各家学说并进，使蕴涵于文化之中的民族精神得以基本奠定。

       教育培植文化，文化著于经典，经典陶冶人心，人心凝聚精神。在哲学上，精神是一种本质性的存在，一个民族的精神既孕育、渗透于这个民族的文化以及日常生活和生产之中，又潜移默化地影响乃至支配着这个民族的生存和发展。在夏、商、周近2000年的历史进程中，由于文字的创制、教育的兴起、士族的形成、科技的进步，特别是春秋战国“百家争鸣”的勃发，民族的文化达到了“轴心时代”的高峰，涌现出了一批诸如老子、孔子、孟子、荀子、庄子、墨子、韩非子等伟大的思想家，诞生了《周易》《道德经》《论语》《孟子》《墨子》《庄子》《荀子》《韩非子》《诗经》《尚书》《礼记》《春秋》《孙子兵法》等不朽名著。由于这些思想家往往同时是政治家和教育家，出入于朝野之间，与统治阶层和民间都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因而其文化理念不仅在国家治理中得到了实行，而且对一般的民众也产生较为广泛的影响。至于活跃于政坛上的一些政治家，如箕子、史伯、周公、晏婴、管仲乃至君主如文王等，他们本身也是思想家，他们的言论和著述对普通百姓往往产生了更为直接和普遍的影响。史马迁《史记》载：“自伏羲作八卦，周文王演三百八十四爻而天下治。”（《史记卷一百二十七·日者列传第六十七》）伏羲氏是上古时代的氏族部落首领，其作原始八卦可能是传说，但“文王拘而演周易”却是史实。《周易》作为“大道之源、群经之首”，其中贯穿的阴阳相反相成的思想奠定了中华民族辩证思维的根基，并深深地根植于中国人的精神基因里。老庄的《道德经》《庄子》以及箕子关于“五行”相生相克的思想，则对以“道”为基础的辩证思维方法作了更为具体和深入的论证，使得这一思想逐渐为人们所广泛接受且内化为民族精神的内核。

       周公（姬旦，乃文王之子、武王之弟）是西周时期最伟大的政治家和思想家。据《尚书》载，周公不仅从当时的历史条件出发制定了一套完整的周礼，而且在理论上提出了“敬德”“保民”的基本思想。他赋予“天”以至高无上的地位，认为小邦周之所以能取代商王朝，乃是顺应天命所致。他说：“民之所欲，天心从之”（《左传·襄公三十一年》引《泰誓》），“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孟子·万章上》）其意是说，天代表了人民群众的愿望和意志，或者说，人民群众的愿望就是天的愿望、人民群众的意志就是天的意志，天是没有不同于人民群众的愿望和意志的。周公关于天命的这些思想，从此奠定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终极根源和信仰根基。这是因为任何一种文化，最终都要归结到一个具有最大普遍性的终极的存在那里去。这种存在一般表现为宗教性的“至圣神”，如西方宗教中的“上帝”。东方则以中国的“天命”、印度的“梵天”为象征。尽管在中国哲学中也有“道”“理”“太极”等这些反映万物大本大源的最高概念，但这些概念往往最终都要归属到“天”和“天命”那里去。

       概言之，在中国精神的这一奠基期，其基本的民族特性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由于统一民族国家的形成和稳固、私塾教育在民间的发展、生产技术水平的提高、人们交往关系的密切、思想理论的争鸣和交流，具有普遍性的民族精神得以逐步形成。二是具有普遍共性特征的民族精神首先是由那个时代的思想家和政治家提出来的，并与国家政治的治理活动密切相联，其思想理念和民族精神与政治的这种直接统一性是中国传统文化不同于西方文化的一个显著特点。三是在这一人类文化的“轴心时代”，中华民族精神的本质内涵如大道流行的精神、阴阳辩证的精神、仁者爱人的精神、和而不同的精神、以民为本的精神、爱国统一的精神、修身克己的精神、不朽大同的精神等得以基本确立，并通过核心价值观念、道德规范和民风习俗得以内化和巩固，而逐渐生成一种精神基因和“集体无意识”。然而，一种民族精神的生成往往要经历数百年甚至更长的时间，因而上述这些精神在春秋战国时期仍处于萌芽和奠基期，还不甚成熟和完善，尚待在日后历史的进程中得到进一步的丰富和提升。

        自公元前221年秦灭六国而建大一统民族国家至1840年鸦片战争的爆发的2000余年，为中国精神的缓慢进化期。因秦废封建而立郡县实行高度集权的君主专制，春秋战国时代的那种“百家争鸣”从此不再，相对宽松的言路环境遭到摒弃。这种严峻的文化局面亦如司马迁所说：“秦俗多忌讳之禁，忠言未卒于口而身为戮没矣。故使天下之士，倾耳而听，重足而立，拑口而不言。”（《史记·秦始皇本纪第六》）这是中华民族的精神文化从此进入缓慢进化期的根本原因。

       然而，中华民族的文化及精神并未因政治上的专制和言论上的禁锢而完全停滞下来，而是在极其艰难的历史环境中顽强生成和缓慢进化。这一方面是因为大一统的君主集权的重心放在皇权的稳固上，且经济上实行土地财产的私有制度，在文化及精神领域实行较为柔性的专制策略，因而在经济和文化及精神领域，只要不危及统治阶级的政权和核心利益，在一定的范围内是可以较为自由地探讨学术理论问题的。另一方面是因为在传统文化中占主导地位的儒家自身具有巨大的包容性，它倡导“和而不同”理念，对其他诸家采取开放和兼容的态度。例如，在哲学上，儒家赞同道家的道本体论，并将其运用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上。儒家也吸纳和借鉴了法家“以法治国”“以法为本”的思想，主张“刑德相辅”“宽猛相济”。如此，就造成了中国传统社会一种独特的政治和文化及精神景观，即在政治上实行严厉的君主独裁，但在文化和精神上却相对宽松。尽管自汉武帝实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策之后，儒家思想占据了统治地位，但却允许学术上的公开讨论，因而道、释、法、墨、名、阴阳等诸家仍然能长期共存并相互融通。所以，诸家内部几乎都自然形成了不同的宗派。例如在儒家内部，在汉有董仲舒为代表的经学和谶纬之学，在魏晋有王弼、何晏为代表的玄学，在唐有以韩愈为代表“道统”说，在宋明有程、朱、陆、王为代表的理学。在每一个历史阶段的儒学中，又进一步分化出多种流派，如在汉有今文经学和古文经学之异，在魏晋有“贵无论”与“崇有论”之别，在隋唐有排佛弘儒与兼综儒佛之辨，在宋明有理学和心学之争，在清有汉学和宋学之论，如此等等。

       在道家内部，其门派的分化和划分十分繁杂。有学者统计，其派系有105个之多。一般而言，有四派、五派或八派之说。若按四派论，可分为天师道、全真道、灵宝道、清微道；按五派论，可分为积善派、经典派、符录派、丹鼎派、占验派；按八派论，可分为道德、先天、灵宝、正一、清微、净明、玉堂、天心。至于佛教，自东汉末年传入中国之后，就逐渐与中国儒、道相融合，实现了自身的中国化，并从中分化出法性宗、法相宗、天台宗、华严宗、净土宗、禅宗、律宗、密宗等八大宗派。

       任何文化的发展，首先必须顺应文化自身的发展规律，在尊重其内部派别自然分化的基础上，允许其就学术和宗教问题展开自由论争。同时，不同派别之间也可以就一些共同关心的问题开展争鸣。尽管皇权政治对学术和宗教问题也设置了一些思想禁区，例如，对于君主的权威、基本的礼法制度、“三纲五常”的道德原则等神圣不可侵犯的“道体”，是不能进行任何质疑和批判的。但除此之外较为纯粹的学术和宗教问题却可以成为探讨和论争的对象。正是在这样文化环境下，夏、商、周特别是春秋战国时期所积淀和创造的思想成果自汉以后大都得到了恢复和传承，文化的血脉并未中断，而且在道德、心性、哲学、宗教等领域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发展。特别是经过长期历史的大浪淘沙，至宋明理学时，基本形成了儒、释、道“三教合一”的基本格局和精神文化体系，并将中国传统文化推进到一个新阶段。

       从中国精神的生成来看，随着中华文化自身的进化，其内在精神也在逐步丰富和深化。汉代之后，援道入儒、兼采佛道，实现儒、释、道的融通，是文化发展的内在要求。因此，在继承和发展秦之前所奠定的诸种精神的基础上，形成了诸如知行合一的精神、身心相和的精神、经世致用的精神等。中国精神这种发展还表现在核心价值观的不断拓展和内化上。在先秦，自孔子提出了“仁、义、礼”三个字的核心价值观之后，孟子将“智”引入其中，将其扩展为四个字“仁、义、礼、智”。至汉代，董仲舒又在孔孟的基础上将其进一步提炼成“仁、义、礼、智、信”五个字，于是中华民族的核心价值观得以基本完备。之后，又经过千余年的日用伦常的培育和践行，至宋明时代，这一传统的核心价值观才得以在社会中扎根，而一个社会的核心价值观就是这个社会精神本质的最集中和最普遍的反映。然而，由于高度的君主专制毕竟严重束缚了人们的思想意志，因而作为民族灵魂的中国精神在随着历史的推移而不断进化、拓展的同时，其包含的僵化守旧的成分也日益显露出来而成为社会进步的羁绊。

       总之，中国精神在这一时期，一方面处于缓慢进化的过程之中，因而获得了丰富、拓展和深化。那种认为自秦之后中国精神就一直处于停滞状态而毫无进展的观点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但另一个方面，因君权的约束和统治，精神亦处于受压抑的状态，因而真正自由的主体意识难以伸展，诚如黑格尔所说，处在君主专制社会之下的中国人的自主精神尚未产生，仍被禁锢在“实体性原则”之中。在他看来，在中国人的精神世界中，“客观性和主观性自由的那种统一已经全然消弭了两者间的对峙，因此，物质便无从取得自己的反省，无从取得主观性。所以，‘实体的东西’以道德的身份出现，因此，它的统治并不是个人的识见，而是君主的专制政体。”与此同时，古老的中国因长期处于世界的前列，因而产生了“华夏至上”“天朝上国”的盲目自大观念，从此失去了自身反思和勇于进取的精神。加之自明之后实行闭关锁国的政策，使中华文明与其他文明相隔绝，从而人为地切断了与西方文明及其他文明相互学习和交流的关系。破除这种封闭、僵化、落后和保守的状态，激活中国精神，乃是下一个阶段中华民族必须自觉担负的历史使命。

       自1840年鸦片战争至1949年新中国的成立，为中国精神的觉醒期。中国在近代的掉队落伍始自明代末。当时，西方已步入工业社会，并通过18世纪下半叶和19世纪中期的两次技术革命，将西方社会由自由资本主义推进到垄断资本主义。但古老的中国对如此重大的世界历史性变革竟毫无所知，乃至仍沉迷在东方帝国的幻境中不能自拔。1840年中英鸦片战争的爆发，终于打破了腐朽帝国的迷梦，促使中国的有志之士开始睁眼看世界，从此逐步认识到变法图强的紧迫性。

       面对中国一步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的严峻现实，欲救国救民，唯有变法一途。但对于如何变法和变法如何？洋务派、维新派、革命派陆续登场，他们都提出了自己的变法主张。以张之洞为代表的洋务派认为，面对中国“数千年未有之变局”，变法乃大势所趋、理所必至，那些泥古之迂儒、苟安之俗吏的言行是不可取的。但变什么、什么能变、什么不能变？这些前提性问题必须先弄明白，否则，“法未行而大乱作矣”。洋务派的基本主张就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所谓“中学”，是指中国的根本礼法制度；所谓西学，是指科学技术及其应用。前者为本为道，后者为器为末，因而器之末可变，道之本则不可变也。对此，张之洞在其《劝学篇》中作了明确的阐述。他说：“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天不变道亦不变之义，本之。……圣人之所以为圣人，中国之所以为中国，实在于此。故知君臣之纲，则民权之说不可行也；知父子之纲，则父子同罪免丧废祀之说不可行也；知夫妇之纲，则男妇平权之说不可行也。”

       维新派对于洋务派割裂道器、本末、体用的观点进行了反驳，针锋相对地提出了“全面变法”主张。维新派思想家严复曾指出：“体用者，即一物而言之也。有牛之体，则有负重之用；有马之体，则有致远之用。未闻以牛为体、以马为用者也。”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派提出了更为激进的暴力革命的主张。在他们看来，清王朝这座建筑物已经彻头彻尾地腐朽了，局部的修补与和平的改造已无济无事，必须运用革命的方法全部予以推倒重建不可。1911年的辛亥革命对于这场变法之争作了历史性的总结。然而，革命之后社会改造的任务并未完成，这促使一些先进的中国知识分子开始反思社会变革的内在逻辑，并最终认识到对广大民众进行思想启蒙和国民性改造乃是救亡图存的社会基础和前提。民智不开，思想愚昧，要实行真正的社会变革是决计不可能的。于是，继辛亥革命之后，一场新文化运动应运而生。

       新文化运动的精神实质是重构中国的民族精神。历史证明，旧的民族精神是阻碍变法和社会进步的最大敌人。正如新文化运动的先驱者陈独秀所说，思想精神问题不解决，“不但共和政治不能进行，就是这块共和招牌，也是挂不住的。”因此，在高举“德先生”和“赛先生”的旗帜下，倡导重铸“中国魂”，喊出“精神解放”的“第一声”，乃是实行和完成真正社会变革的必然要求和历史使命。

       黑格尔在《哲学史讲演录》中曾说道，传统“并不仅仅是一个管家婆，只是把它所接受过来的忠实地保存着，然后毫不改变地保持着并传给后代。它也不像自然的过程那样，在它的形态和形式的无限变化与活动里，永远保持其原始的规律，没有进步。这种传统并不是一尊不动的石像，而是生命洋溢的，有如一道洪流，离开它的源头愈远，它就膨胀得愈大”。然而，精神的这股洪流所行进的路线并非那样整齐笔直，而是沿着辩证的路线向前演进。

      任何民族精神的生成和进化首先必须遵循普遍规律，中国精神也不例外。一般来说，精神以文化为载体，“一定的文化（当作观念形态的文化）是一定社会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又给予伟大影响和作用于一定的政治和经济；而经济是基础，政治则是经济的集中表现。”这是历史唯物主义关于文化与政治、经济的关系以及政治和经济的关系的基本观点。这一观点是我们观察和分析文化范畴中的精神现象的前提和基础，离开这一前提和基础，精神就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但经济对于精神的决定作用不是机械的对应关系，而是通过政治这个中介发生作用。政治清明，环境宽松，社会开放，思想理论就会繁荣，精神就会活跃；反之，政治暗昧，环境严苛，社会禁锢，思想理论就会衰颓，精神就会枯萎。中国精神的历史命运就充分证明了这一点。可见，经济作为基础是精神发展的最终根源，政治作为中介则是精神发展的直接决定力量。

       但是，各个民族由于其具体历史条件各异，其精神的发展又遵循特殊的规律，因而呈现出多样化的逻辑进路。概言之，中国精神内生逻辑的特殊性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其一，中国精神主要是通过不同文化派别的相互涵融、相互吸纳而获得发展的。这与西方精神的发展有显著的区别。西方精神的演化主要是通过不断的矛盾斗争而实现自身发展的。黑格尔曾以哲学为例，指出全部西方哲学史就如同“一个战场，堆满着死人的骨骼。它是一个死人的王国，这王国不仅充满着肉体死亡了的个人，而且充满着已经推翻了的和精神上死亡了的系统，在这里面，每一个杀死了另一个，并且埋葬了另一个。”可见，西方哲学凸显的是辩证否定的原则，其中每一种哲学不仅通过内在的自我否定和自我扬弃而向前发展，而且不同哲学体系之间亦通过彼此否定和相互扬弃而不断演进，其间充满着对立、斗争和冲突，这就是西方哲学、文化及精神发展的基本逻辑线路。中国精神却与此不同。它主要不是通过斗争和冲突而是通过自我传承和相互融通来实现自身的发展。例如，儒家在先秦的创始时期，就表现出了与众不同的巨大包容性。儒家重人伦德治、道德文章，但对于法家的法与刑、道家的道与无为、墨家的兼爱与非攻、名家的正名与好辩、纵横家的外交与担当、阴阳家的阴阳与五行等等，均采取兼收并蓄的态度。先秦之后至宋明，儒家又援道入儒、兼综儒佛，使之最终缘构成儒、释、道“三教合一”的传统中华文化的精神体系。

       从当今时代的观点看，无论是西方的辩证否定路线，还是中国的“和而不同”的传承和融通的内生逻辑，都是精神演进普遍规律的特殊实现形式。所谓“天下殊途而同归，百虑而一致”，东西方精神发展的共同目的和最终归宿都是促进精神与文化的繁荣创新，但由于考虑、认知问题的角度不同，其运行的路线、方式、程序却不一样，这恰恰体现了普遍和特殊、共性和个性的辩证关系，那种所谓抽象的绝对的唯一的演化逻辑是不存在的。

       其二，中国精神在近代的变革经历了与西方不同的先后顺序。列宁曾说：“世界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不仅丝毫不排斥个别发展阶段在发展的形式或顺序上表现出特殊性，反而是以此为前提的。”精神的运行和变革也是如此。在西方近代变革中，精神文化往往扮演了革命先导的作用，如14—16世纪欧洲的文化复兴运动以及随后17—18世纪法国的启蒙运动，就为其发动资产阶级革命奠定了理论前提，开辟了思想精神的通途。先观念精神的启蒙，继而实现政治制度的变革，最后促进生产力的解放和经济的发展，这是西方近代资产阶级革命的“三步曲”。但中国近代的社会变革在时间的先后顺序上，与此相比似乎正好相反，其所经历的是先器物后制度再到精神文化的“三段论”。对于这一逻辑进程，梁启超在《五十年中国进化概论》中对此作了分析。他说：“近五十年来，中国人渐渐知道自己的不足了，……第一期，先从器物上感觉不足。这种感觉，从鸦片战争后渐渐发动，……第二期，是从制度上感觉不足，……堂堂中国为什么衰败到这田地，都为的是政制不良。第三期，便是从文化根本上感觉不足，……要拿旧心理运用新制度，决计不可能……”近代中国精神的变革和启蒙之所以会在最后出场，乃是因为中国作为后发展中国家，其首要的和紧迫的任务是吸收和借鉴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以改变积贫积弱的状况，富国强兵，免受欺侮。对此，当时的朝野上下也几乎没有什么争议。因此，变革就自然先从器物的层面突破，这就是洋务派之所以要提出“中体西用”的原因。然而，旧的政治制度不适应新的经济发展，于是，维新派和革命派就提出了“全面变法”的主张，即既要变革经济又要变革政制。可是，清朝君主专制统治被推翻以后，不仅社会变革难以开展，而且复辟和反复辟的斗争异常激烈，国家陷入动乱不已的局面之中。此时，有识之士终于认识到思想启蒙和精神解放的重要性，因为当一个民族的头脑还处在旧时代时，即便其身子进入了新的时代，这个民族迟早要倒退回去。可见，在一定的意义上，思想精神层面的革新才是一个社会经济变革和政治变革的深层根基。这对于任何社会变革来说都是共同的，只是由于具体历史条件的不同，其变革的时间次序和形式有所区别而已。

       其三，中国精神的自我反思和自我觉醒是在严峻的外部挑战情势下所作出的一种自觉回应。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在其《历史研究》中提出了著名的“挑战与应战”理论。该理论认为，所有的文明均起源于艰难，而不是安逸。这种艰难的环境条件会形成强烈的挑战，挑战产生刺激，因而引发应战，文明就在这种“挑战与应战”过程中得以孕育和发展。没有挑战，就无法产生刺激。但挑战不足或过度都不利文明的进化，前者不足以产生刺激，后者则因过度而无法应战，只有适度的挑战才能产生有效和成功的应战，从而孕育和创造文明。因此，创造是遭遇的结合，起源是互动的产物。中华文明产生于环境更加艰苦的黄河流域，而不是条件更好的长江流域。由于中国的地域大都处于温带和寒带，主要以种植农作物为生，靠天吃饭，收获不易，其人民因此养成了特别勤劳刻苦、克己节俭的作风。加之周边的夷、狄、戎、蛮尤其是北方游牧民族的威胁和侵扰，国民一直保持着刚健自强、不敢懈怠的精神状态。这是中华文明一直能挺立于东方而不至于衰亡的原因。

       但自秦至明清两代，由于大一统帝国的形成和不断完备，统治阶级的精英阶层愈益腐朽，加之明清两朝实行闭关锁国的政策，与近现代文明相隔绝，乃至对于自身的落后状况一无所知。正是在这种状况下，民族的精神趋于僵化，主体的意识被压抑在那如同铁板一块的“实体原则”之中，无所不在的君主专制和封闭保守将一切自由的思想和创造的精神都纳入到专同的统治之下。马克思说，精神的“类特性”是“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这一命题包含了深刻的内涵：一是有“意识的活动”。人与动物不同，他能将自己与自己的活动区别开来，并将其视为自己的对象，即是说，“人则使自己的生命活动本身变成自己意志的和自己意识的对象”，正是由于这一点，“人才是类存在物。或者说，正因为人是类存在物，他才是有意识的存在物，就是说，他自己的生活对他来说是对象。”二是人的活动是“自由的”活动。马克思说，正是因为人有自我意识和对象意识，因而“他的活动才是自由的活动”。人的自由表现在诸多方面，最基本自由表现两个方面：一方面是认识论的自由，即人能通过认识自然、社会和人自身的规律性而获得自由；另一方面是人本论的自由，即人能够离开“种的尺度”即肉体生存的狭隘空间而自由地对待自己的活动及其活动的产品。“动物的生产是片面的，而人的生产是全面的；动物只是在直接的肉体需要的支配下生产，而人甚至不受肉体需要的影响也进行生产，并且只有不受这种需要的影响才进行真正的生产，动物只生产自身，而人再生产整个自然界；动物的产品直接属于它的肉体，而人则自由地面对自己的产品。动物只是按照它所属的那个种的尺度和需要来构造，而人却懂得按照任何一个种的尺度来进行生产，并且懂得处处都把固有的尺度运用于对象；因此，人也按照美的规律来构造。”与动物的活动相比，超越性、多样性、全面性、选择性、创造性等乃是人的自由本性的基本特点。但是，君主专制的个人意志却以任性的形式压制人的自由意志和创造性，使整个社会只能以君主的意志为意志、君主的自由为自由，这实质上等于剥夺了人之为人的“类特性”，将人变成了无人性的消极和受动的客体。长期居于世界文明之首的中华民族之所以在近代落伍，深层的原因乃是人自身的本质即其自由的精神被严重挤压和禁锢了，人的创造性本质被人为束缚和消磨了。而社会历史不过是人的本质对象化，当人的自由本质受到打圧时，社会的发展和文明的进化就停滞了，一切如常，千古如斯，于是历史就只能沿着固有的轨道周而复始地往复循环而没有进步。

       19世纪40至60年代的两场鸦片战争及其后的中日甲午战争，构成了对古老中国前所未有的强势挑战，这几场战争的失败无啻于沉重的“棒喝”，迫使朝野人士开始进行自身反思：为何西方能够后来居上？为什么小国日本能打败东方大国？中国究竟在哪些方面落后了？其落后的根源是什么？正是这些反思撬开了坚硬的实体性内核，使内部逐渐发生松动和裂变，从而使主体自由意识终于获得了生长的空间。精神的闸门一旦打开，人的自由本质就会以磅礴之力脱颖而出，一切创造性的源泉就会涌流，一切有用的资源就会被激活。一时间，洋务派、维新派、革命派等纷纷登场，各自提出了自己救国救民的方案，救亡图存、富国强兵成为时代的强音。可见，在中国近代的历史变革中，外在的挑战成为变革的契机，它给中国输入了新的物质、信息和能量，从而激活了僵死板结的内核，使之转化为活的创造性动源。正是在这种外在挑战和内在应战的双向互动中、在中西之间的遭遇和冲突的矛盾关系中，中国终于从腐朽的专制中走出来，从此中国精神焕然一新，重新以雄伟之姿屹立于世界的东方。这就是中国精神在近代的遭遇及其所走过的一条不同于西方的特殊道路。

       在近代中国的遽变中，历史最终选择了马克思主义，走与十月革命相同的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华民族通过艰苦卓绝的斗争，终于获得了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从此，中国精神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又被赋予了新的元素，因而开始了新的生命旅程。

       但是，精神的发展注定是矛盾的，它在任何时候都要遵循辩证的规律而不能例外。随着新中国的成立，站起来的中国人的精神状态以前所未有的面貌展现出来。在重建和复兴经济的基础上，党领导全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大大提高了全民的精神文化素质。以教育为例，1949年新中国成立时，5.4亿人口识字率不到20%，文盲率达80%，文化教育状况极端落后。为了迅速改变这种状况，我们党制定了大力发展社会主义文化教育的政策和方针，向工农敞开教育之门，让社会主义文化为人民群众服务。至20世纪60年代中期，文化教育事业获得了极大的发展，显著提高了人民群众的文化水平和精神素质。特别是获得了解放的中国人民在一个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里，所学到的东西比在旧的社会里数十年所学的东西还要多、还要有益。

      然而，精神发展的道路不是笔直的。十年“文革”，文化教育惨遭浩劫，民族精神饱受摧残。在教条猖獗、迷信盛行的日子里，主体精神重新退避到其实体的内部，将“自由的有意识”的“类特性”自我遮蔽起来。从本体上看，“文革”不仅是经济和社会的灾祸，也是民族精神的劫难。

       精神的重新觉醒有待于一个历史变动的交错点的到来。在此交错点上，其所带来的客观历史契机使原来被束缚的主体状况被打破，“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的“类特性”又再次赢得了展示自己活动的空间。此时，一个代表了未来发展命运的精英群体和伟大的杰出人物在历史的必然和偶然交互作用中应运而生。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并不否定伟大历史人物的作用，凡伟大人物的思想都集中反映了那个时代的时代精神的必然要求，当其在历尽磨难、九死一生之后再次出场时，便以其高瞻远瞩的站位，把握住了历史的命脉和时代的根本问题，并以巨大的理论勇气、超人的意志和组织能力，提出了思想精神解放和社会变革的历史任务。

       正是在开展和实现这一历史任务的伟大实践中，整个社会的资源被重新调动起来，主体精神在回归自身后其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像火山一样得以迸发，就像古希腊神话中的俄底普斯神谕一样，精神的命运也必定要经历迂回的历史行程。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我国改革开放的新的历史时期。在改革初期，我们的主要任务是借鉴和学习西方的先进科学技术和管理经验，大力发展生产力，以解决人们的温饱问题。随着改革的深入，生产力与原有的经济体制的矛盾日益显露，于是打破传统的大一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任务被提上议事日程。1992年初，邓小平“南方谈话”，提出要搞好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1992年10月，中共十四大提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1993年3月，八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将“国家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写入宪法；1993年11月，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确立了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1997年，中共十五大进一步完善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提出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又进一步将文化建设推到了历史的前台。2002年党的十六大报告提出了培育和弘扬民族精神的重要任务，第一次对民族精神的本质内涵进行了提练和概括。报告指出：“民族精神是一个民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精神支撑。一个民族，没有振奋的精神和高尚的品格，不可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在五千多年的发展中，中华民族形成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团结统一、爱好和平、勤劳勇敢、自强不息的伟大民族精神。我们党领导人民在长期实践中不断结合时代和社会的发展要求，丰富着这个民族精神。面对世界范围各种思想文化的相互激荡，必须把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作为文化建设极为重要的任务，纳入国民教育全过程，纳入精神文明建设全过程，使全体人民始终保持昂扬向上的精神状态。”2006年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提出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并对其基本内涵作出了总结。2011年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制定了“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战略任务。在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基础上，2012年党的十八大提出了更为简明扼要、便为传播和践行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正是以此为前提，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闭幕会上首次提出了“中国精神”的概念。他说：“实现中国梦必须弘扬中国精神。这就是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这种精神是凝心聚力的兴国之魂、强国之魂。”

       回顾改革的过程，其大致以新的时代形式重演了近代革命的“三段论”：首先是外在器物的变革，即学习和借鉴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以便为我所用；其次是体制变革，即用新的体制取代传统体制，以便克服体制上的弊端；最后是文化精神的变革，即通过大力开展思想文化建设，以便使人的主体精神获得解放。从精神的演进来看，这一过程可以看作是精神通过外在的自然物质形式、社会的制度客体形式到达精神的自我回归和自我觉醒。

       黑格尔曾指出，一个民族的精神对于这个民族的个体来说其实是不自知的。他说，各个人“固然是他们追求和满足他们自己的目的，同时又是一种更崇高、更广大的目的的手段和工具，关于这一目的，各个人和各民族是无所知的，他们是无意识地或者不自觉地实现了它。”这就是历史理性的“吊诡”或“狡计”。黑格尔在这里所说“一种更崇高、更广大的目的”，即是指一个民族的内在精神。这种精神作为一种本质性的存在，其运演有着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而这种规律又不是命定的和先在的，它本身又是历史活动的产物，因而人们对于自己活动的所引起的“总的结果”既不可能预先知晓，也不可能完全加以掌握。所以，对于内蕴于历史之中并作为灵魂和精髓而存在的民族精神，一方面我们需要通过透析历史的层层表象，把捉隐含其中的精神底蕴；另一方面又要顺应精神的本性，自觉地开展历史实践活动，将自我奋斗融汇在时代的精神洪流中，从而为民族的复兴和文明的进步作出自己积极的贡献。

        “人无精神则不立，国无精神则不强。”人无精神则人不能成其人，人的所有活动及其成果不过是人的本质的开展和显现。国无精神则国不能成国，国家的变化和发展不过是人的本质的外化和对象化。人的世界与自然和动物界的不同就在于其本质上是一个精神世界，只有精神才能最终将人与动物区别来。这是因为“动物也生产。动物为自己营造巢穴或住所，如蜜蜂、海狸、蚂蚁等”。但是，动物的生产活动仅仅出于生存的本能并局限在生存的尺度之内，而人则具有自由自觉自主的精神和意识，这才是人真正高于和优于动物的本质之所在。如果从精神的维度看，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兴衰存亡皆源于精神本性及其引领。

       然而，精神的演进却充满矛盾和波折。当一个民族的精神发展到一定程度时，就会因其自满自足而陷于停滞和僵化。只有当其遭遇到重大的困难和挑战时，才会重新激活其内在潜能，并主动吸收外在环境的能量和信息，使精神重振雄风。这是精神运行的必然规律。深入地认识和研究这一规律，把握其发展的内在逻辑，自觉地做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最坚定的弘扬者和践行者，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这是我们应当积极肩负起的历史使命。

作者：左亚文，男，博士，武汉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武汉大学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实践协同创新中心研究员。文章来源：左亚文. 中国精神生成发展的三重逻辑[J].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