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慧民 ，杨丽丽：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走向世界的叙事逻辑

要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现代化的国际社会认知、理解和认同，首要的是真实、立体、全面地展现新时代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全景，以回应西方对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种种偏见、误读，重塑美丽中国形象。

（一）展现真实的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图景

展现真实的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图景，须立足于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历史性成就与基本经验，实事求是，为国际社会上出现的虚构的“中国环境威胁论”正名。

一是生态文明“四梁八柱”性质的制度体系基本形成。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制度化、法治化体系日臻完善，确立起了“四梁八柱”的整体性框架。从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开启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到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的《关于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意见》《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等纲领性文件，到把生态文明写入宪法，到实施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制度，再到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作出“坚持和完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相关部署，再到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构建现代环境治理体系的指导意见》，直至2023年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提出健全美丽中国建设保障体系，这些都为构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提供了最严格最严密的制度保障。同时，《民法典》还确立了民事活动的“绿色原则”，刑法修正案完善了“污染环境罪”等相关规定，形成了“1+N+4”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环境保护法律制度体系，制定相关法律达30余部，全面铸牢了生态文明建设的法治基石。展现真实的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图景，就要展现从制度体系到法治保障的生态文明建设的整体布局，以坚定的国家意志夯实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走向世界的底气。

二是优质生态产品的有效供给切实得到保障。提供更多优质生态产品不仅是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目标，也是衡量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的关键绩效指标。早在10年前，习近平就提出要为子孙后代留下天蓝、地绿、水清的生产生活环境，“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2]49。10年后的今天可谓成绩斐然。在坚持打好蓝天保卫战中，PM2.5全国平均浓度从2015年的46微克/立方米降低到2021年的30微克/立方米，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率从2015年的81.2%上升到2021年的87.5%，空气质量发生历史性变化，改善速度令世界震惊；在着力打好碧水保卫战中，2022年地表水Ⅰ～Ⅲ类优良水质断面比例为87.9%，地下水Ⅰ～Ⅳ类水质点位比例为77.6%，水环境质量发生转折性变化、总体持续向好；在扎实推进净土保卫战中，2022年全国农用地安全利用率保持在90%以上，全国土壤环境风险实现有效管控，建成覆盖8万个点位的国家土壤环境检测网络[3]。展现真实的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图景，就要展现我们的祖国“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的落地绩效，以绿色厚植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走向世界的底色。

三是全民生态环境保护的思想和行动自觉日益增强。“抓生态文明建设，既要靠物质，也要靠精神。”[2]69只有在全社会大力培育和牢固树立社会主义生态文明观，才能充分激活人民的生态环境保护意识、发挥人民的主观能动性，把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转化为全体人民的自觉行动。新时代10年，从物质文化需要到优美生态环境需要，从牺牲生态环境换取经济增长到坚定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从奢侈浪费之风抬头到推动形成绿色低碳的生产生活方式，绿色理念渐入人心，绿色生活渐成风尚，见证了全民生态环境保护意识的主体觉醒和日益增强，昭示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的深层革新。展现真实的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图景，就是要展现人们与日俱增的生态环境保护意识，以全民生态自觉涵养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走向世界的内生动力。

（二）展现立体的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图景

展现立体的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图景，意味着中国式生态现代化要从扁平化呈现中脱离出来，打破西方管中窥天的“镜像中国”，自信、坦诚地以立体化美丽中国形象重塑国际认知。

一是要看到城市生态文明建设的新成效，更要看到乡村生态文明建设的新篇章。回望新中国70多年城乡发展进程，生态文明建设发生了全局性变化、取得了历史性成就。城市率先进入环境与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协同发展的阶段，生态文明建设成效显著，美丽中国的“江西样板”、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的“贵州实践”、打开“两山”转化通道的浙江丽水样本、绿色低碳发展示范区深圳龙岗区等等。乡村生态文明建设虽然早期处于相对落后的状态，但在城乡融合和乡村振兴的双重加持下成效显著。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浙江“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它以20多年的深耕不辍迎来了乡村生态文明建设的蓬勃生机，探索出一条乡村现代化的生态蝶变之路。城市和乡村既是两个迥然不同的社会地域空间，也是一个相互依存、功能互补的生命共同体，更是一个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的命运共同体。展现立体的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图景，既要看到中国城乡生态文明建设的非同步性，更要让世界看到中国城乡生态文明建设的一体化和系统性。

二是要看到局部地区的生态系统质量和功能问题突出，更要看到全国生态状况的总体稳中向好。中国幅员辽阔，地貌丰富，气候多样，生态环境状况不尽相同，生态环境问题地域分异明显。新中国成立后，无论是否与工业发展有着直接关联，抑或独特的地理环境使然，东北地区森林减少、西北干旱地区土地荒漠化、华北平原土地盐碱化、黄土高原水土流失、南方丘陵地区酸雨污染、云贵高原生物多样性减少等局部地区的生态系统质量和功能问题一度成为“国土之伤，民生之痛”。正是在这种切肤之痛下，生态文明建设战略地位日益突出，环境治理力度不断加大。特别是经过新时代10年孜孜践行，统筹推进区域生态环境治理的保障机制不断完善，跨区域生态环境协同治理效能大幅提升，全国生态状况呈现出稳中向好的局面。展现立体的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图景，既要看到中国自然地理环境的多样性和差异性，更要让世界看到中国生态状况的整体性稳定和持续性向好。

三是要看到瑕瑜互见的生态治理技术，更要看到源远流长的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生态智慧。“中国的现代化是被延误了的现代化。”[4]193相较于西方生态现代化建设，中国的生态现代化建设进入迟、发展快，且问题集中。不可置否，中国的生态治理技术同西方发达国家相比仍存在一定差距，面临许多“卡脖子”技术难题。但近年来，中国生态治理技术取得了长足进步，不仅在火电厂超低排放等方面处于世界领先水平，还在环境智慧修复领域取得关键性技术突破。更重要的是，“唯技术”的工具理性不是评价生态现代化建设的唯一标准。中国数千年的文明史，蕴藏着天人合一、万物并育、民胞物与、厚德载物、持中贵和、道法自然、取之以时、用之以度、取用有节、厉禁而守、有犯必施、仁爱万物、因天材就地利等诸多传统生态智慧。这不仅为构建当代生态伦理观提供了思想滋养，还为化解生态环境危机提供了基本价值取向。展现立体的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图景，既要看到中国生态治理技术的发展潜能，更要让世界看到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深厚文化底蕴。

（三）展现全面的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图景

展现全面的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图景，既要绘就天蓝地绿水清的美丽中国新画卷，又要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宏伟蓝图中擘画定位、徐徐铺展。

一是在经济维度上，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落笔于“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是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的生态现代化。“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是对中国经济发展生态意蕴的最佳诠释。它经历了“绿水青山换金山银山”——“既要金山银山也要绿水青山”——“绿水青山创造金山银山”3个阶段的认知升维和实践锻造，精当准确地阐释了生态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之间的辩证统一关系，并以“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指明了发展和保护何以协同共生的实践路径。展现全面的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图景，首先须以“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彰显美丽中国高质量发展的经济基础。

二是在政治维度上，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渗透于“生态惠民、生态利民、生态为民”。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是以人民为中心的生态现代化。党的一切生态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都要基于人民群众所急、所想、所盼。良好的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山清水秀的自然生态离不开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生态惠民、生态利民、生态为民”包含着深刻的政治生态意蕴，确保了人民主体地位，维护了人民生态权益。正是因为始终坚持“生态惠民、生态利民、生态为民”的政治价值取向，祁连山生态破坏、秦岭别墅违建等生态环境治理难题才得以破解。展现全面的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图景，关键在以“生态惠民、生态利民、生态为民”明确美丽中国人民至上的政治立场。

三是在文化维度上，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意指“生态兴则文明兴，生态衰则文明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是人类文明发展的新形态。人类社会历经“崇拜自然”的原始文明和“敬畏自然”的农业文明，在饱尝工业文明“征服自然”造成的全球性生态危机的同时，正在步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文明新阶段。生态文明是对人与自然关系的反思与重构，是人类文明形态的重大进步。“生态兴则文明兴，生态衰则文明衰”是对生态环境保护与人类文明兴衰内在联系的深邃认识，也是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的历史依据。展现全面的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图景，核心是以“生态兴则文明兴，生态衰则文明衰”传承美丽中国赓续绵延的文化基因。

四是在社会维度上，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具象为“绿色低碳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是绿色、低碳、可持续发展的生态现代化，是生产、生活、生态和谐共生的生态现代化。“绿色低碳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是展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的社会名片。从进口博览会、博鳌亚洲论坛等国际盛会的“绿色办会”，到北京冬奥会、成都大运会以及杭州亚运会等国际体育赛事的“绿色办赛”，中国以“碳达峰碳中和”为抓手，将绿色低碳贯穿社会生活始终，在润物无声中激发全社会保护生态环境的内生动力，在潜移默化中增强公众践行绿色低碳生产生活方式的行动自觉，不仅让绿色成为高品质生活的增长点，也让高品质生活成为展示美丽中国低碳社会的重要窗口。展现全面的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图景，最终要以“绿色低碳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映现美丽中国高品质生态环境的社会面貌。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走向世界，要特别注重叙事手法和技巧的综合运用和创新，让国际社会对中国生态文明建设取得的历史性成就、人民性特质、独特价值观和深厚文化意蕴等产生愉悦感和共鸣感。

（一）打造多元化叙事主体，突破情感界限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它的全球叙事能力深受意识形态文化差异的影响，须建立多元主体协同发声的叙事矩阵，以主体性连接打破异质文化语境形塑的情感边界，实现跨文化共情传播。

一是奠定接地气的官方叙事。在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传统叙事中，叙事主体多为党、政府和主流媒体等权威组织机构，官方叙事在对外传播中占主要地位。这种叙事主体架构在一定程度上规避了国际社会对中国特色生态文明叙事的误读，最大限度地保证了叙事的可信度，但也因其权威性和正式性凸显了叙事的官方话语色彩，拉大了叙事的距离。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走向世界的新征程中，官方叙事依然要占据主导地位，以确保叙事内容的可控性，但也要以接地气的话语表达方式面向群众、融入群众。用人民群众听得懂、听得进的通俗化话语讲好中国生态文明故事，实现与叙事受众的情感连接。

二是刻画小视角的平民叙事。除了宏大的、自上而下的官方叙事，微观的、横切视角的平民叙事也是推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走向世界的重要主体。平民叙事具有天然的亲和力和感染力，可以有效消解官方叙事的严肃性和距离感，更易为国际受众所接受。尤其是在短视频、社交平台等新媒体的技术赋权下，平民叙事以前所未有的能量迅速崛起。他们可以对任一事件发表看法，并以相近的观点或态度连接起来，从而拥有群体叙事话语权。加入平民这一叙事主体，相当于打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全球叙事的小切口，以平民化的个体叙事展现宏大主题，讲好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故事。

三是引入第三方的他者叙事。无论是官方叙事，还是平民叙事，本质上都是一种自塑性叙事。在自塑性叙事统摄下，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容易陷入自说自话境地。这时就需要引入第三方的他者叙事，补叙他者的同向解读。他者叙事是一种他塑性叙事，于叙事受众而言，有着客观的叙事视角，主观上又兼具先天的社会身份认同优势。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全球叙事中，他者叙事可以轻松突破叙事受众的心理防线，快速打通叙事主客体的情感空间，使叙事受众跟随“他者”进入中国语境，在“我者”与“他者”的互动体验中形成主体性连接，从而打破异质文化语境所导致的情感界限，以便获取更深层次的情感认同。

（二）特写共通性叙事文本，获取情感认同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是中国生态文明建设集体智慧与实践经验的结晶，对于西方受众而言，存在一定的可读性障碍。因此，要在展示中国特色的同时注重国际表达，以价值相通、兴趣相连、利益相关的中国生态故事促进国际情感的通约与认同。

一是紧扣世界人民的生态伦理共识点。世界人民的生态伦理共识点，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世界人民的普遍生态价值观。虽然中西生态伦理观在思想渊源、实践基础、主导力量等方面皆存在差异，但对于人与自然关系的认知和分析也存在一定的相似性。更重要的是，中国生态伦理观蕴含着历经实践锤炼与历史的叩问、极具价值包容性的诸多传统生态智慧。推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走向世界，可以比照中国的生态伦理观，在西方生态伦理规范中锚定相通的价值观念，如中国“天人合一”与西方“生态整体主义”、中国“仁爱万物”与法国哲学家施韦泽的“敬畏生命”伦理思想[5]、中国“物无贵贱”与澳大利亚伦理学家辛格的“动物解放”理论[6]等。围绕共享性生态伦理认知来讲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故事，更能激发世界人民的道德感知、增进他们的情感认同。

二是聚焦国际受众的生态议题兴趣点。只有将国际受众的目光吸引到具有中国特色的生态故事上，才能推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走进国际视野。如云南野生象群迁移事件，在国内主流媒体的引导下，可爱的大象形象、温暖的父老乡亲、亲切的人民干部、有趣的“北迁”探源等迅速出圈，并引发CNN、BBC、美联社、路透社、《卫报》《泰晤士报》《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等西方主流媒体长达数月的跟踪报道。这场全球“追象”用真实动人的方式讲述中国生态故事，把可亲可爱的中国形象留在世界人民心中，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的生动诠释和典型示范。在后续实践中，中国面对突发性生态事件，要善于抓取传播热点，准确贴合受众兴趣点，在制造国际生态热点话题中讲好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故事，进而获取情感认同。

三是关注全球治理的生态利益交汇点。正如马克思所言：“‘思想’一旦离开‘利益’，就一定会使自己出丑。”[7]286只有最核心的利益才能打动人心。以“碳达峰碳中和”的全球气候治理为例，它首先是由西方国家提出来的，但不仅仅是出于单纯的生态环境治理需求，更多的是其潜在的经济政治利益。而中国在人类文明形态的发展趋势中看到了全球能源转型的历史必然，向国际社会郑重作出“双碳”承诺，并以主动作为的姿态引领碳达峰碳中和能源革命，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找到走向世界的生态利益切口。在合作日益密切、利益愈发纠缠的国际环境治理领域，中国既要看到“利”，也要坚持做到以义为利，在世界普遍关切中讲好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故事。

（三）构建跨媒体叙事路径，增进情感沉浸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走向世界蕴含着融通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的必然性和必要性。跨媒体叙事具有拓展叙事空间、融会情感体验、增进情感沉浸的关键作用，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走向世界的重要一环。

一是跨媒体协同传播。融媒体时代，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走向世界，相当于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IP运营的国际化。跨媒体叙事是当前国际传播中IP运营的主要策略，自然也成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走向世界的重要路径。在跨媒体叙事中，跨媒体传播是基础保证。不同传播载体以其独有的平台属性拥有不同的利基市场、吸引着不同需求的叙事受众。因此，在国际传播中，利用好国际广播电台、国际新闻机构、社交媒体与在线平台、数字游戏等不同媒介对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故事进行多元演绎，不但可以拓展叙事空间，实现分众化传播的精准施策，还可以突破单一媒体各行其是的叙事局限，发挥不同媒介组合的整合效应，从而营造多维一体的沉浸式体验。

二是群体性合作叙述。跨媒体叙事是一种参与式文化生产，它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IP运营的国际化拓展了叙事空间，同时也缔造了一个文化公共领域，引致不同叙事主体和叙事受众活跃其中。而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走向世界依赖于这种多元主体和多元受众积极参与的群体性合作叙述。这是因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走向世界，不单是在不同媒介平台叙述同一文本，也是不同叙事主体对同一文本进行分工式共创，还是不同叙事受众对同一文本的二次创作。通过吸引不同群体参与叙事，促使他们获得解读、交流、阐述中国生态故事的赋权体验，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跨媒体叙事不仅可以显著提升叙事受众的热情和参与度，使叙事受众沉浸于自己所书写的中国故事中，还可以融会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叙事受众的情感体验，从而孕育出情理交融的最佳境界。

三是故事世界联合建构。“跨媒体叙事是一种创造世界的艺术。”[8]53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跨媒体叙事的价值旨归是围绕中国生态文明建设搭建起一个“故事世界”。在中华文明交流互鉴、兼收并蓄的开放体系下，基于跨媒体传播拓展的叙事空间和群体性合作叙述的叙事文本，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故事的分工式共创与二次创作同它本身一道构成了一个宏大的客观故事世界。每个故事都可以成为了解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的入口，每个故事都可以成为串联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的线索。开放包容、整体联动的客观故事世界驱使叙事受众前往不同媒介平台获取故事情节，最终建构一个完整的主观故事世界。不同媒介故事间的互文性和自我建构世界的获得性，可以给叙事受众带来统一的、融合的、沉浸式的深度情感体验。

只有在“可信又可爱”的基础上达到“可敬”的程度，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才能真正深入人心、走向世界。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可敬之处主要体现在坚持问题导向、坚持系统观念、坚持胸怀天下等共谋全球生态文明建设方略的过去坚守和未来持续发力上。

（一）坚持问题导向，凝聚生态文明共识

生态环境问题是一个全球性问题。在利益多元、思想多样的国际态势下，“要把大家团结起来，思想引领、凝聚共识就必不可少”[9]296。只有坚持问题导向，凝聚生态文明共识，才能携手共进，增强共谋全球生态文明建设的动力。

一是立足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以“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理念凝聚生态伦理共识。生态伦理共识是国际社会关于人类应该如何对待自然界的公共道德规范和行为准则。在西方资产阶级生态道德中，自然是为人类服务的，是资本增殖的原材料。然而，伴随着资本主义工业文明而来的全球性生态危机直接指证了这种生态道德的非道德性，西方社会陷入了人与自然关系的普遍异化中。中国秉承马克思主义自然观，深刻认识到人与自然的对象性关系，以“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指明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内在要求，为人类如何处理同自然界的关系明确了道德行为准则，体现了我国作为全球生态文明建设引领者的责任与担当。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始终以“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伦理观为旗帜，强调要“像保护眼睛一样保护生态环境，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2]87，重塑了生态伦理共识，转变了全球环境治理的错误思想与陈旧理念。

二是立足生态与经济的关系问题，以“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理念凝聚生态价值共识。生态价值共识是国际社会关于生态环境保护与经济社会发展如何统筹兼顾的一致认识。西方社会关于生态与经济关系的处理经历了自然资本化、生态现代化、可持续发展、绿色经济等不同阶段，但始终以自然为经济服务为根本原则，没有正确认识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中国深刻领悟到经济高质量发展与生态高水平保护之间的辩证统一关系，提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理念，坚持以高品质生态环境支撑高质量发展，推动生态与经济从两难转向共赢。只有以“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生态价值观为抓手，坚守“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2]62的中国智慧，形成全新的生态价值共识，才能助力全球环境治理走出困境。

三是立足环境与司法的关系问题，以最严格制度、最严密法治凝聚生态法治共识。在西方社会的生态环境治理中，经常会出现国家政策摇摆不定、朝令夕改的现象。如美国在“巴黎协定”上的“反复横跳”，印证了其尚未就生态文明建设构成严格严密的制度体系、没有达成一以贯之的国家战略的制度弊端。习近平反复强调：“要保持加强生态文明建设的战略定力。”[2]227“只有实行最严格的制度、最严明的法治，才能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可靠保障。”[2]44经过新时代10年坚定不移推进生态文明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的“四梁八柱”业已筑成，生态环境治理的决心、力度和成效前所未有。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始终坚持“令在必信，法在必行”[9]364的环境司法理念，用法治力量推进生态环境保护，形塑生态法治共识，实现了全球生态文明法治建设的同频共振。

（二）坚持系统观念，应对全球环境治理

全球环境治理是一个系统性工程。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把系统观念贯穿到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全过程，以更高站位、更宽视野、更大力度来谋划和推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以更加积极的姿态参与全球环境治理。

一是以“生命共同体”引领自然生态系统的治理实践。“生命共同体”指的是山水林田湖草沙生命共同体，是对自然生态系统中各个要素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科学认识。正如习近平所言：“人的命脉在田，田的命脉在水，水的命脉在山，山的命脉在土，土的命脉在林和草，这个生命共同体是人类生存发展的物质基础。”[9]363面对自然生态系统的修复和保护，中国始终坚持“生命共同体”的系统观念，遵循自然生态系统的内在规律，正确处理自然恢复与人工保护的关系，全方位、全过程、全地域地统筹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改善速度令世界敬佩。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始终坚持以“生命共同体”提升自然生态系统的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为全球生态文明建设贡献了中国力量。

二是以“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引领“社会—自然”复合系统的治理实践。“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指的是人类社会和自然界共同构成一个相互作用、共生共存的有机生命躯体。习近平强调：“自然是生命之母，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2]225这是对人与自然一体性与共生性的深层把握，也是对人与自然主客体二元对立传统认知的超越。面对“社会—自然”复合系统的治理难题，中国始终从“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的系统观念出发，抓住复合系统中的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重点攻坚突出的生态环境问题，并通过“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开展一系列长远性、整体性、系统性工作，加强对生态环境治理的协同配合，为共谋全球生态文明建设之路提供了中国方案。

三是以“地球生命共同体”引领地球生态系统的治理实践。为了人类社会永续发展，习近平提出，要构建一个“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经济与环境协同共进”“世界各国共同发展”的地球生命共同体，并从“以生态文明建设为引领，协调人与自然关系”“以绿色转型为驱动，助力全球可持续发展”“以人民福祉为中心，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和“以国际法为基础，维护公平合理的国际治理体系”[2]292-2934个方面为如何建设地球生命体提供了方向指引。站在对人类文明负责的高度，中国提出共建地球生命共同体，推动《巴黎协定》的签署、生效、实施，作出碳达峰碳中和的庄严承诺。作为主席国，成功举办《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COP15），达成了兼具雄心又务实平衡的“昆明—蒙特利尔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得到了国际社会的广泛赞誉。

（三）坚持胸怀天下，破除集体行动困境

全球环境治理是一种“无世界政府”的集体行动。只有坚持胸怀天下，“积极回应各国人民普遍关切，为解决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作出贡献”[1]21，才能破除全球环境治理的集体行动困境，形成共谋全球生态文明建设的合力。

一是深度参与全球环境综合治理，以大国发展惠及世界。中国自国际环境政治议程伊始一直积极投身于全球环境治理。从1972年国际社会第一次召开人类环境会议到1992年里约环境与发展大会，从2009年哥本哈根气候变化大会到2015年巴黎气候变化大会，中国参与全球环境治理的行动不断升级，逐渐实现由全球环境治理的参与者、贡献者到引领者的重大转变，展现了负责任大国的担当。在全球生态环境压力持续加大、高质量发展需求与日俱增的国际形势下，中国以国际环境治理合作的新契机——“碳达峰碳中和”为着力点，立足中国能源资源禀赋，正确处理“双碳”承诺和自主行动的关系，始终保持坚定不移的战略定力和稳中求进的策略活力，坚持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协同推进，在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新征程中夯实共谋全球生态文明建设之路的底气。

二是积极推动全球环境治理体系革新，以大国担当引领世界。当今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由西方发达国家主导的全球环境治理体系也陷入困境，时代正呼唤一种强劲有力、公正合理的新型国际环境治理体系，为走向生态正义的全球生态文明建设保驾护航。中国因势而谋、顺势而为，提出坚持全球环境治理多边机制、坚持环境治理法治化制度化、坚持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等一系列举措，用实际行动践行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环境治理观，推动全球环境治理体系朝着真正秩序正义的方向发展，尽显大国胸怀大局的使命与责任。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始终秉持大国担当，自觉推进生态环境治理现代化，用中国力量、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不断推进全球环境治理体系的自我完善与更新。

三是共同打造绿色“一带一路”，以大国作为造福世界。面对全球环境治理难题，中国主动担当作为。作为全球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不负大国“立己达人”的价值追求，与31个共建国家共同发起“一带一路”绿色发展伙伴关系倡议，通过打造“一带一路”绿色发展国际联盟，拓展多边合作的绿色发展平台，帮助沿线国家和地区学习先进的生态文明理念，同他们共商共建共享更多更优质的绿色公共产品，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可和推崇。同时，中国还矢志不移地走好这条“立己达人、共谋发展”的和平发展之路，积极开展应对气候变化南南合作，以大国胸襟诚邀各国人民搭乘中国绿色发展的“便车”“快车”，为世界铺就“绿色发展带”和“生活幸福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