弘扬包拯精神与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弘扬包拯精神与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安徽当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研究中心主任  陈孝云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指出，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必须立足中华优良传统文化，要深入挖掘和阐发中华优良传统文化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的时代价值，使中华优良传统文化成为涵养社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包拯精神就是这种源泉之一。

包拯(公元999-1062)，作为中国古代社会的一名清官，可谓家喻户晓，民间的各种传说和电视屏幕上的形像更是让人肃然起敬。那么，作为一名封建政府的官员，为什么能够获得如此高的荣誉，乃至在他去世已近千年的今天还有如此大的影响呢？这只要看看<包拯集>>以及<宋史本传>>等有关历史文献的记载便可找到答案。一部<包拯集>>几乎都是他给仁宗的“奏议”。透过这些奏议，我们可以概括出“以民为本，为民请命;崇尚正义，刚正不阿;严于律己，清正廉洁”的包拯精神。

一、以民为本，为民请命

仁宗执政时，北宋的统治已进入中期，各种社会矛盾突出，贪污腐败现象日益严重，加上天灾人祸，老百姓的生活日趋艰难。包拯自幼深受儒家民本思想的薰陶，深悟“民唯邦本，本固邦宁”的道理，具有强烈的民本思想和爱民之心。所以他在奏议中多次请求仁宗要有“爱民之心”、“忧民之心”，对受灾民众要有“矜悯之心”，甚至一再提醒仁宗要惧民，即水能载舟亦能履舟的道理。正是在这种重民本思想的指导下，包拯不仅大胆直谏，为民请命，而且提出了一系列关于爱民、济民、便民和安民的措施和方略。

针对政治腐败，贪官污史横行，民不堪命的现实，包拯奏疏仁宗说：“民者，国之本也。财用所出，安危所系，当务安之为急”;“民者国之本，财用所出，安危所系，而横赋暴取，不知纪极”。他极力要求仁宗要“少留圣意，大缓吾民，以安天下”，并提出了诸如薄赋敛、宽力役、救饥馑、免折变、籴粮草、罢冶户、罢税率、改盐法、改茶法、罢巡驿、除放欠、保民田、止抑配、惩赃吏等具体办法，明确表达了“幼有所养，老有所终，无夭阏之伤，无庸调之苦”的愿景。这种重民本，为民请命的思想，对一个封建社会的高官来说，确实是难能可贵的，就是在今天，也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二、崇尚正义，刚正不阿

“清心为治本，直道是身谋；秀干终成栋，精钢不作钩。仓充鼠雀喜，草尽狐兔愁；史册有遗训，无贻来者羞。” 这是包拯做官的座右铭，也是他立身处世的宣言书。他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与当时众多的封建官僚追求名利，曲道谋身的行为相反，他一生直道谋身、刚直不阿，并对当时政治腐败的揭发和惩治不遗余力，就是面对皇亲国戚也是如此。据记载，他在奏议中共弹骇了61位同朝官员， 较典型的莫过于他两弹宋庠，六弹张尧佐，七弹王逵，尤其是六弹张尧佐。张尧佐是仁宗皇帝的宠妃张贵妃的伯父兼养父，号称“国丈”，且身居高位，也因此包拯较后弹到了仁宗头上，说仁宗有“私昵后宫之过”。所以<宋史本传>>说包拯“立朝刚毅，贵戚宦官为之敛手，闻者皆惮之。”一时间，“包弹”成为当时朝廷闻之色变的流行语。包拯这种崇尚正义，刚正不阿的精神确实令人叹服。

包拯一方面弹骇腐败无能的官吏，另一方面举贤荐能。从其奏议中可以看出，只要是老百姓满意且政绩卓著的人才，他都向朝廷力荐，并敢于向仁宗保障“或不如举，臣甘当同罪”。他在<论委任大臣>>中说：“帝王之德莫大于知人”，希望仁宗要“敢任天下之责者，即当委而付之;设或拱默取容，以徇一身之利者，亦当罢而去之”。他认为，只要“进用贤俊，广公正之路”，就可“振兴纲目，使教敦于上，民悦于下，召天下之和气，致邦国于永宁。”

包拯崇尚正义，刚正不阿的品德不仅获得了欧阳修、刘敞等人的赞扬，更有吴奎为其所作的<墓志铭>>对他的高度评价：“峻节高志，凌乎青云。人或曲随，我直其为。人或善容，我抗其辞。自始至终，言行必一。”后世对包拯精神的颂扬更为广泛。明朝的胡俨在为包拯奏议新版<序>>中所说的可能更具代表性。胡俨写道：“观其敷奏详明，谏诤剀切，举刺不避乎权势，犯颜不畏乎逆鳞；明当世之务务引其君于当道，词气森严，确乎不拔，百世之下，使人读之，奋迅其精神，发扬其志节，炳炳琅琅，光前振后，焕乎其不可掩也。”

三、严于律己，清正廉洁

包拯之所以能够成为中国历史上清官的典型被后人长期传颂，与他的人格品德特别是严于律己密切相关。他在一封奏议中写道：“臣生于草茅，早从宦学，尽信前书之载，窃慕古人之为，确然素守，期以勉循。” 包拯的这种品德，养成于青少年，践行于整个为官从政的生涯，并要求自己的子孙代代相传。

由于其父母不愿随行以及为父母守孝，包拯虽天圣五年(公元1027)就进士及第，但于38岁时才始任天长县令。其后又任知府、转运使、监察御使、户部副使、御使中巨、三司使等职，较后在枢密副使高位上离世。在每一个职位上他都恪尽职守，競競业业，并严于律己，从不以权谋私。据《宋史本传》记载，包拯一直坚持“与人不苟合，不伪辞色悦人，平居无私书，故人亲党皆绝之。虽贵，衣服、器用、饮食如布衣时。”在包拯看来，“廉者，民之表也;贪者，民之贼也。”在知端州时，他从不以当地出产的贡品端砚作为结交权贵的礼物，自己也不收藏。离任端州时，老百姓要送他一方端砚以作纪念，他拒不接受，因而留下了“不持一砚归”的历史佳话。

包拯不仅严于律己，自守清操，而且严格要求自己的子孙，务必将严于律己、清正廉洁的家风代代相传。他在<家训>>中说：“后世子孙仕宦有犯赃滥者，不得放归本家；亡殁之后，不得葬于大茔之中。不从吾志，非吾子孙。”即是说，后代子孙做官的人中，如有犯贪污财物罪而被撤职的人，都不答应放回老家；死了以后，也不答应葬在祖坟上。如不继续我的志向，就不是我的子孙后代。并要求其子包珙将<家训>>刻在石块上，把刻石竖立在堂屋东面的墙壁旁，用来晓喻后代子孙。

包拯的一生，刚正不阿，爱民、忧民，踏踏实实做事，明明白白做人，敢于坚持正义，严于律己并严格要求自己的子孙，确实是一名老百姓的好官。

“以民为本，为民请命;崇尚正义，刚正不阿;严于律己，清正廉洁”的包拯精神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具有高度契合性。在整体建设小康社会，整体深化改革，整体依法治国和整体从严治党的今天，包拯精神的精华部分，无疑值得发扬光大，它既可以为我们治国理政提供借鉴，也可以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当然，包拯精神毕竟是近千年前封建社会的产物，有其历史和阶级的局限性，需要对其进行创造性转换与创新性发展。